我叫周，三十九岁，住在苏北一个县城，没结婚也没有固定工作。十六年前在网吧学会了打网游，从那以后多靠父母养着，偶尔帮人代练，能买烟和泡面就满足了。父亲周建民快七十，是个老鞋匠，在汽车站旁摆个小摊换鞋底、钉鞋掌；母亲孙桂兰在菜市场卖熟食，天没亮就去占摊位，晚上还会给我留一碗热饭。

小时候我们住在老棉纺厂的宿舍楼上，两间小屋，阳台窄得只能放个煤气罐和几盆花。父亲在楼下修鞋，母亲在市场剁肉，我放学后常坐在门口写作业。邻居和老师都说我手稳、头脑好，谁也没想到这些本可以用在别处的灵巧，后来被我用在鼠标上，一坐就是一整天。

日子就这么慢慢过去，父亲的鞋摊搬了几次，母亲的头发白了一大片，我却还守着那张旧书桌和屏幕。大概在他们要走的前半年，家里气氛开始变了。父亲不再问我什么时候找工作，母亲也不再催我相亲，只是在饭后默默收碗，然后在厨房门口望我一会儿。父亲某天把修鞋用的旧铁盒带回家，晚上翻来翻去，后来那铁盒一直被放在柜顶没再动。 球友会

有一天父亲把户口本收进抽屉，第二天早上母亲就把市场摊位转给了表姨，父亲也没去汽车站，而是在楼道里和一个戴鸭舌帽的男人聊了很久。后来母亲端饭时只轻声说，你爸把房子卖了。我当时以为她在吓唬我，笑着问卖了住哪儿，住网游里吗。她没有接我的玩笑，只把门轻轻带上。那晚我看到父亲坐在客厅里，灯没开，手里捏着一张纸，但我没再追问。

邻居很快就知道了买主是外地来县城做生意的一家，价钱谈得不低，父母手里可能落下一笔钱。父亲把旧家具陆续送人，母亲把被褥装进蛇皮袋，唯独我的电脑桌没人动。后来我发现母亲把我的身份证和银行卡放在桌上，压在一只旧茶杯下——她以前从不允许我碰这些东西。房门的锁也换过一次。

亲戚们纷纷来劝我，舅舅说三十九岁不能一直靠老人，姨妈说父母这回真伤心，连住处都不肯告诉我。表哥更直白地在麻将馆门口骂我，说我吃的是父母的命。听到那些话我又气又恼，回家跟父母起了争执。父亲把一些生活用品收拾干净，铁盒也不见了。我摔坏键盘，父亲冷冷地说摔坏了就别用了，并且拒绝再给我买新的。第二天母亲就把我的旧电脑卖了。 球友会

我跑到菜市场找她，摊位已换人，表姨说母亲去办事、不让我去找。父亲接电话只问电脑卖了多少钱，叫我自己去问买家。手里捏着那张收据，我在市场台阶上坐了很久，表姨告诉我临走前母亲一直看时间，但没哭。之后他们真的离开了。

屋里只剩下几件没搬的旧衣服、一张缺角的饭桌和冰柜里母亲冻好的鱼肉。电视被搬走，墙上留下深色印子，母亲常坐的藤椅也不见了。我在每个抽屉里找他们的新地址，找到的只有几根缝衣线、半包红糖和父亲那把还没磨完的剪刀。邻居说他们搬到南边，舅舅猜去乡下，表姨干脆说不知道。手机里有些联系未接，房子里却只剩下沉默和冷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