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在四川大邑安仁镇，刘文彩的孙子刘小飞撰写了文章《我的爷爷刘文彩》，主要回忆家庭往事并讨论刘氏庄园的建设，企图为刘文彩的历史形象进行辩护。文章发表后，引发了广泛的争议，许多人质疑：几件善举是否足以抵消他对百姓的剥削？这一讨论实际上触及了评价历史人物时，是否应该侧重个人生活的片段还是权力体系的后果的问题。

刘文彩并不是凭空成为大地主的，他早年做过小商贩，真正改变他命运的是其兄弟刘文辉的权力。刘文辉毕业于军校，后来在四川的军阀斗争中逐渐扩大势力，刘文彩则成为兄长在地方经济中的经营者。1922年前后，他担任叙府船捐局局长，虽然这个职位表面上是收税，实际上却控制着航运的收费权，利用职权干预航运行业，使得竞争对手难以生存。所获财款不仅供给刘文辉扩军，部分也进入其个人钱包。

他的财富来源并不仅限于航运。他逐渐扩展到盐业、药材及棉纱等领域，并通过设关卡征收各种税费，商人在这种层层设障下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农民的日常经营和运输需交纳各种税费，甚至修建房屋也常常要受限于这些苛捐。此外，他通过在禁烟查缉中充当官方角色，利用公烟销售鸦片，从中获利。 球友会

1931年，刘文辉与刘湘之间的矛盾激化，四川战事加剧。刘文彩为兄长筹措军费，参与秘密行动。1933年，刘文辉失败，刘文彩失去靠山，返回安仁。在离开宜宾之前，他仍以筹集军费为名偷偷刮取钱财，这成为地方人们指责他的依据。回到安仁后，他继续利用原有的势力和关系，进行土地和财产的兼并，导致农民失去土地，不得不向刘家租种田地。

刘氏庄园的规模在这种财富积累中逐渐成型，庄园土地广阔，建筑豪华，与周围农民的贫困形成鲜明对比。刘文彩修建奢华宅邸不仅是享受生活，也向公众展示了财富和权力的象征。经济控制之下，地方反抗常被武力镇压。从1928年开始，农民抗议活动遭到血腥镇压，刘文彩依靠武装力量维护其统治，抗击农民运动和革命力量。

因此，刘小飞在文章中强调其祖父的善行却未能正面回应其土地兼并、重税、鸦片经营和武力镇压的问题，引发了公众的强烈反弹。一个人在公益活动上的努力并不能掩盖他利用权力的事实；家庭的温情回忆也不能替代受害者的集体经历。 球友会

刘文彩去世前后，流传了许多关于他的故事。1949年，随着人民解放军进入西南，土地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在他病重期间，当地要求减租减息，这些状况使他感受到巨大的压力。同年10月份他去世，关于他因减租“被气死”的说法虽然流行，但并非确定的死因。

他的墓地后也成为争议的焦点，传言说刘家修建了坚固的墓穴，并安排亲属守墓。1958年前，墓地被群众破坏，相关细节多有争议。刘氏庄园保留至今，成为研究川西地主背景、乡村社会及地方权力结构的重要遗址，相关艺术展览曾探讨其历史背景，但这些作品并不能全面代表历史真相，家族辩护不能等同于历史的结论。刘文彩所做的善事值得核实，但他是如何获得财富的，背后又有多少人承受了代价，同样不应被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