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2月下旬，台北市的安全戒备骤然加强，吴石的住处周围增派了大量便衣特工。与此同时，身处香港的中共中央情报部门意识到台湾的地下组织受到了严重打击，吴石的安全岌岌可危。为了拯救他，两岸展开了一场紧急的秘密营救行动。吴石并非临时抱佛脚的冒险分子，他于1894年在福建闽侯出生，早年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后又在日本陆军大学深造。凭借其军事知识、测绘技能和参谋经验，他在国民党军中担任重要职务。他逐渐观察到国民党军内部的派系斗争和军纪败坏，前线士兵生存困难，而权力阶层却只顾争权夺利。吴石意识到，旧有的军政体系已无法挽救国家。

1947年，他在何遂的介绍下，与中共的地下工作人员建立了联系。虽然何遂本人并非中共党员，但他愿意冒险进行这条秘密联络。吴石所掌握的军事情报经由这条渠道传递到解放区，极具战略价值。1949年，国民党政权撤退至台湾，吴石被任命为国民党“国防部”的参谋次长，成为台湾防务及相关军事资料的重要信息来源。

尽管身处高位，吴石始终保持低调，深知潜伏人员最忌留下痕迹。他的情报传递通过可靠且隐蔽的方式进行，交通员朱枫在台湾与大陆之间往返执行任务。然而，1949年年底到1950年年初，吴石依旧在为传递台湾防务情报而努力，但地下党组织的安全形势愈发严峻。1950年1月29日，蔡孝乾在台北被捕，并在逃脱后再次被捕，随后叛变，暴露了地下组织的线索。此事直接危及到吴石的安全。 球友会

蔡孝乾虽不知晓全部情况，但对特务机关而言，那些零散的线索足以引发彻查。吴石以及朱枫的身份和地下网络开始浮出水面。李克农得知后立刻组织力量进行营救，目标明确：将吴石从台湾撤出。营救计划并非没有思路，香港方面试图寻找可靠的交通渠道，计划通过船只或其他手段接应；有一些人则试图利用吴石的旧军政关系来制造离开的机会。然而，台湾当局迅速加强了对机场、港口及城市道路的检查，监控不仅针对地下人员，也包括吴石身边的亲友和旧部。营救所需的时间恰恰是对手最不愿给予的。

随着朱枫被捕，局势变得更加严峻。她原本负责重要联络任务，但在舟山一带被捕后被押往台北。朱枫的落网暴露了吴石与地下组织的联系，使得原本的撤离计划难以继续。有建议尽快转移，但吴石深知，在现有的监控条件下，只要踏出一步，便可能遭到捕捉。而且，他手中掌握的文件和联系网络无法随身携带，稍有不慎就会牵连更多同志。

1950年3月1日，特务围困了吴石在台北的住所。被捕前，他迅速销毁重要材料，并叮嘱家人保持沉默。多年的军旅经历让他明白接下来会面临审讯，并知道哪些内容绝不能泄露。尽管大陆方面并没有立刻放弃营救，香港的地下交通系统不断尝试寻找突破口，然而，蔡孝乾的叛变给营救行动带来了严重后果，台湾方面对吴石的监视程度大幅提升，外部救援力量难以接近。 球友会

营救的失败并不意味着没有付出，在于两岸隔着海峡，情报人员身份不能公开，交通工具和落脚点又受到严密监视。任何环节的突发意外均会导致整个计划崩溃。在审讯中，吴石遭受了严酷的折磨，但他始终未能完全交代出情报网络。他时而沉默，时而故意提供错误信息，试图误导特务的注意力。与此同时，朱枫、陈宝仓及聂曦也在酷刑下坚持立场。

1950年5月，案件进入审理阶段，虽然有人提出减轻处罚的建议，但蒋介石最终决定严惩吴石。6月7日，他被判死刑，案件已无回旋余地。

1950年6月10日下午，吴石与朱枫、陈宝仓、聂曦一同被押赴刑场。吴石享年五十六岁，时至此时，营救行动也彻底失去了希望。可惜的是，尽管未能成功救回吴石，他所提供的情报和最终的牺牲，却体现出隐蔽战线远不止一纸命令与一场行动，而是由联络员、交通员、掩护者和情报人员共同维系的庞大网络，任何暴露都可能导致无法挽回的损失。五十多年后，吴石的骨灰被迁回北京安葬，这段曾被隐秘的历史逐渐为人所知。 球友会